北律信息网（北宝）陆续推出2020年法学专刊、高校学报（法学文章）及社科类综合刊（法学文章）月度目录盘点。核心范围参考CLSCI、CSSCI（含扩展版）及北大中文核心评价标准。因篇幅所限，分期推送，本期推送单月已出刊的9家期刊2020年第2期要目，顺序与CLSCI一致。

　　内容提要：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内容提要：要破除部门法学因过度教义化形成的学科壁垒，不能走向要求法学无条件地向其他社会科学全面开放的极端，而应该深化和发展法理论研究。通过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科学范式的转换、传统法哲学的衰落和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构成了法理论研究形成的背景。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它对部门法学发挥着体系构造、学说批判和知识筛选功能，构成部门法学之知识和方法的法理。当下中国的法理论研究，要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与部门法学形成良性互动，提升研究的整体自洽性和一般性，加强分析法理论和社会法理论方法间的分工与合作。

　　内容提要：网络平台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网络平台对其用户，特别是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此种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私权力。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有助于减少平台内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弥补政府规制能力的不足，但其私权力也容易遭到滥用。除了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传统私法规范约束平台私权力，还有必要引入公法原理及其价值要求，对平台私权力进行适度干预。网络平台制定和实施规则时，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根据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责任。

　　内容提要：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其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例原则保护的是一种相对权利，审查的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不可克减的公民权利以及目的正当性不在其适用范围内。比例原则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民法、刑法等部门法中普遍适用，理应回归行政法这一固有领地。为适应国家任务的多样性，比例原则在关注侵益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向授益行政行为和互益行政行为的领域拓展，但“最小侵害”的严格标准和“法益均衡”的目标追求，决定了其主要用于规制常态意义下的行政权力行使，在紧急状态中的适用要受到一定限制。

　　内容提要：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的情况下，再提倡单位犯罪否定论，意义不大。就单位犯罪研究而言，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自然人刑法之下，合理认定刑法第30条、第31条所规定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单位是由人和物复杂结合而成的法律实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特征、文化气质和环境氛围，这些要素能够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之下，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首先应考虑单位组员在业务活动中实施的侵害法益行为或结果，其次必须甄别作为单位“手足”的自然人的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思。只有在单位组员的行为体现了单位意思时，才能处罚单位自身。在判断单位意思时，必须依据单位的结构、制度、宗旨，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乃至单位的政策等客观要素进行推定。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出现违法结果时，应首先考虑成立自然人犯罪，之后再考虑成立单位犯罪。

　　内容提要：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

　　内容提要：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公约为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确立了权利型上诉和裁量型上诉两种上诉制度。上诉权的本质是要求国家保障被告人获得上一级法院审查的机会，两种上诉制度都体现了保障审查机会的核心要求。上诉理由审核制是裁量型上诉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被告人申请权和法院决定权的分离，既能确保被告人有机会获得上诉救济，也有助于防止滥行上诉、控制案件数量并维护第一审程序的中心地位。目前，在我国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确立裁量型上诉和上诉理由审核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未来，我国应综合考虑案件类型、刑罚轻重、认罪与否、一审程序等因素以及二审程序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预期，探索构建二元或多元上诉结构，在上诉阶段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内容提要：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内容提要：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无法完全适用民法总则第157条关于法律行为无效之后果规定。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第6条设定的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过于简单和武断，需区分决议主体、决议内容、瑕疵事由而类型化地认定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在法人内部，瑕疵决议溯及无效，但需依裁量驳回制度认定后续决议之效力，并适用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理念保护第三人利益。就外部行为，决议无效导致行为违法，应依民法总则第153条认定行为效力。决议不成立或被撤销，则仅在法律设有强制决议规则之前提下方才导致行为欠缺法定要件，从而影响外部行为效力。因不同强制决议规则所欲保护的成员利益不同、所涉第三人利益不同，需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交易行为与组织行为，认定此种情形下外部行为之效力。有别于交易行为的相对性、独立性，组织行为具有涉他性、持续性之特征，需设立特别的公司组织行为效力诉讼规则，方可解决这一组织法问题。

　　内容提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涉及私法与公法的协动。从比较法来看，私法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作用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依托既有权利（如所有权、健康权等）受侵害，扩张损害概念，从责任范围层面涵盖生态利益；二是创设环境权或环境秩序权，从责任成立层面涵盖生态利益。两种进路的背后反映了对于公私法关系的不同认识，前者认为公法、私法并行救济，后者则认为私法救济优先。我国环境法学说传统上采第二种进路，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和“民法典草案”则有采扩张损害概念的整合进路的趋势。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仍存在体系上的龃龉。应当贯彻扩张损害的思路，在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在责任范围中考虑生态利益。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具体考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能否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则。

　　内容提要：为平台经济从业者构建社会保险制度，可以为其提供合理的基本生存保障，促进平台经济和谐健康发展。引入“类雇员”概念可以为网约工提供类似于劳动者的保障，但是需要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分项处理劳动福利制度克服劳动关系认定规则较低的可预见性。网约工对平台企业的经济从属性以及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可以作为这个群体强制参保社会保险以及“拆包”参保各险种的理论依据。工作时长取自我国现行立法，体现了经济从属性的程度，可以作为网约工强制参保职工社会保险的标准。社会保险各险种对应的基本权利类型有别。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了作为核心权利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网约工应当强制参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通过该制度的无过错支付设计和商业意外事故险部分地补偿工作伤害导致的损失。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不应当作为强制网约工参保的险种，但是应当通过重复保险的基本原理解决网约工以不同身份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之后的待遇给付问题。

　　内容提要：智能合约是一种通过区块链才能实现的新技术，在技术上是一种可编程的代码程序，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合同。其藉由特定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共识机制，实现了对当事人身份的识别，促成了智能合约难以逆转的自动执行，并在事实上排除了当事人的合同撤销权，成为跨越合同订立、合同履行两个领域的新型交易机制。智能合约对传统合同法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却不足以支撑“技术自治”或“代码即法律”等学术主张，也不足以否定实定法对智能合约的正当干预。在现行合同法框架下，仍然存在对智能合约及交易作出妥当解释的空间。除此以外，在智能合约的私法构造中，应当引入团体法思想，认可社团主义的自治机能，构建以“信赖保护”为核心的救济机制，实现法律与技术的同步发展。

　　内容提要：传统合同需要当事人履行具体义务以促使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允许各方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加入新的合意或对原合同条款进行修改，产生纠纷后也可以依据法院的裁判机制使权利义务关系趋于平衡。但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智能合同能够自动履行当事人约定的各项内容，对纠纷的解决也可以按照合同订立时确定的救济方式自动进行，甚至无需法院的裁判支持。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最显著的变革在于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法院裁判机制作为权利保障后盾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智能合同的事前自动履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为商业世界的交易活动提供新的可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内容提要：中国法学界系统地研究法教义学之功能的专门作品目前尚很少见。研究法教义学的功能，旨在回答法教义学的服务对象问题。若其功能不明，则必然会引发立场、方法与主体性之争，导致法教义学成为一种“无底盘的游戏”。法教义学乃是法学家针对规范适用、规范评价、规范塑造展开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储备，具有司法与立法两个基本面向。其中，司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具有三重功能：个案的妥当性解决、案件处理之间的协同性与理清社会发展的理想。立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则是通过教义分析，明确法规范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有违明确性原则之处或处罚漏洞等，从而促进立法改进，确保法律良善。

　　内容提要：公平市场价值是征收补偿的通常标准，是自愿的买家愿意支付给自愿的卖家的价格，包含了财产对于财产权人的平均主观价值，不包含特殊的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补偿超过平均主观价值的主观价值技术上不可能；财产权是法定的权利，负有社会义务，法律不补偿财产权人的过敏反应；补偿某些特殊的主观价值与宪法价值不兼容，还可能给财产权的策略性抵抗提供正当理由。许多域外征收法规定不补偿特殊主观价值，但特殊主观价值可以通过其他概念在个案中进入补偿。中国征收法采通行的公平市场价值补偿标准，没有规定主观价值的补偿，但主观价值可以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助和搬迁奖励部分进入补偿额。

　　内容提要：行为人利用虚假的权利外观实施表见行为，第三人对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向行为人给付对价并取得相应财产，根据权利外观理论，民法对第三人财产予以保护，不利后果转由真实权利人承担。但是，刑法的价值取向、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关系强行转换导致的处罚漏洞，阻断了将该理论适用于犯罪认定的现实可能。在规范层面将财产损害分为损害发生与损害分配，刑民对损害发生的认定相互契合，均将第三人作为表见行为的直接被害人；与此同时，刑法对损害分配不作评价，在法律事实的相对性层面，刑民又各自分立。第三人是遭受财产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在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的案件中，行为人通过隐瞒自己并非真实权利人的事实，致使第三人陷入认识错误交付财物，成立罪。

　　内容提要：明确“商标性使用”的是与非，既是解决新型商标纠纷的实践需求，也牵涉商标法原理的基本构造。基于法定主义的立场，商标侵权构成中的“使用”应当是“商标性使用”，即来源识别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商标性使用”是商标侵权构成中与混淆可能性并列的一个独立要件。从理论上而言，“商标性使用”对应于商标财产化的程度，即对来源指示功能所产生的财产利益的保护。商标性使用的判断标准应采用“行为人主体标准”，行为人使用行为的定性需要进行主客观的综合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并非不可知悉，在法律构造上需要进行的是主观判断的客观化努力。行为人主体标准在涉外定牌加工、关键词广告等边界案件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内容提要：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侵权，意味着被告行为是否是原告特定损害的事实上原因，无法得到符合标准要求的证明，因此具体因果关系的认定非常困难。比例因果关系用以确定致害因素与特定损害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及其比值，具有推定性和评价性特点，是解决这类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的技术工具和关键因素。比例因果关系的确定需经过一般因果关系的确定和与个案具体情况的比对这两个步骤，其“比例”数额的确定是在综合考虑各种事实因素和酌定因素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数据进行的综合评价，用于恰当分配被告的责任。比例因果关系是法律思维从确定化向灵活性转变的产物，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接受性。

　　内容提要：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法律方法三个层面。在制度层面，两者的制度成熟度差距较大，且相互衔接不足；在规则层面，两者的裁判规则供给能力之差距过于悬殊，具体的互动方式也存在一些瑕疵；在法律方法层面，两者在互动时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还不够充分，相关标准亦有待明确。可以通过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地位，并加强其与抽象司法解释的制度衔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供给结构并规范其具体方式、加强法律方法在两者互动中的运用并明确相关标准等路径，实现对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之互动模式的完善。

　　内容提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一纸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法律属性上，该具结书不宜简单理解为保证书或者证明材料，应当视为一种刑事协议。它有破裂的多种可能性：被追诉人的反悔、检察官的变更起诉或者法官的不予采纳。协议破裂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典型的“肥尾风险”，发生概率很小但影响很大，处理不当将会引发难以估量的反噬风险。未来的制度完善，应以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与正当预期利益的平衡为原则，构建协议破裂与程序反转的正当规则。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应当有所限制，分为正当反悔与不正当反悔，并适用不同的反转程序；检察官应遵循禁止违反承诺原则；法官不采纳具结书应遵循“事先告知、听取意见与可撤回”的正当程序。唯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才不至于让被追诉人误读为获取有罪供述、打击犯罪的一种精巧安排，该制度才能走得更远。

　　内容提要：保单贴现制度具有其他保单变现方式所不具有的优势，其实质是投保人将保险合同转让至保单贴现公司或保单投资人，并将保单受让人变更为保单受益人。但是，基于人寿保单的特殊性，保单贴现交易的开展突破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一般规则，无需取得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利益原则及保单贴现等待期可有效解决源于陌生人的人寿保单所引发的问题；为兼顾规制源于陌生人的人寿保单与减少保单贴现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这两项功能，保单贴现等待期为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为保障保单贴现人等弱势交易群体的利益，应当设置相应的最低保单贴现率；此外，为便利对保单贴现市场的监管，维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应要求从事保单贴现业务的相关公司取得许可；主治医师声明及证明文件不必作为规制保单贴现的工具。

　　内容提要：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为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设定了不同的要件，使得两类诉讼程序所涉及的基本要件事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便再审程序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就同一裁判文书或调解书作出不同的处理，也不能将之定性为矛盾裁判。因为对矛盾裁判的认定须同时结合裁判主文以及裁判理由进行，而要件事实的判断是裁判理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唯有当存在作出矛盾裁判的风险时，才有必要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其余情况下法院可分开审理。而程序合并后法院对当事人及第三人已实施诉讼行为的处理，应当符合程序保障的要求。

　　内容提要：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中博弈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其中涉及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外国法查明、外国政府对本国法律解释的效力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上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存在诸多漏洞和偏颇之处，包括限缩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中“真实冲突”的条件、外国法查明中客观性的缺失等。而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为美国反托拉斯重点关注对象，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多挑战，需从美国国内法、国际法、中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等方面积极应对。

　　内容提要：承揽工作未必能够现实交付，因此不能一概认为承揽人履行债务以交付工作成果为必要。验收是定作人的权利；在满足验收条件的前提下，定作人有验收义务。验收以定作人认可工作基本符合合同为核心内容，还包括可能情况下的实体受领。除了典型的验收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验收如部分验收、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的验收、以及拟制验收。验收义务的发生前提是工作完成。不合理的拒绝验收，既发生债务人迟延，又产生受领迟延的效果。验收后，承揽人履行阶段终结，报酬请求权到期，价金风险和瑕疵证明责任转移于定作人。

　　内容提要：党的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内容提要：执法合作困境源于“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体制和一线执法主体组织位置的特定性。执法协同模式在党政体制内统筹执法资源、促进执法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法治缺陷。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的综合执法模式,尽管回应了基层法治的制度需求,却存在权责配置不合理、执法管理不到位、执法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架构下,从制度层面提升执法合作能力,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支撑综合执法,为专业执法部门设置前置执法和执法衔接上的法律责任;整合次级执法单元,以执法奖惩机制提升执法激励,以执法规范化管理降低执法行为的法律风险,以执法信用制度和治安信息联通机制解除警力依赖;嵌入化的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党委领导综合执法的法治化。

　　内容提要：过去十余年的反垄断执法实践充分表明,反垄断法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在经营者集中的法定范畴、审查范围、审查标准、附加条件、执法公开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立法问题。这在客观上已经直接影响我国经营者集中的竞争审查以及企业并购交易的有效开展,因此应当根据我国已经积累的成熟经验并合理借鉴他国的科学做法及时采取措施完善我国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内容提要：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依据收入额减除法定扣除额计算而得,其中计算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法如何规定征税时可以减除的扣除项目及其扣除标准。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实现了个人所得税制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长期以来,因税前扣除的概念存在认识偏差,税前扣除制度虽几经修改,但收效甚微。在混合所得税制下,厘清税前扣除的定义及性质是讨论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的先决条件。无论是“起征点”还是“免征额”,都无法准确界定混合所得税制下税前扣除项目的内容。混合所得税制下的税前扣除项目呈现度、多环节的特征,包括一般性标准扣除、政策性专项扣除和差异性列举扣除。未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允许纳税人据实申报可扣除费用,并由纳税人选择适用固定额度的标准性扣除或据实申报的差异性扣除,以避免扣除制度间内容重复和性质重叠的问题;扩大税前扣除的适用范围,以提升税法公平性;增加税前扣除单位可选择性,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内容提要：在获取、处理、使用和转移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各方主体之间存在信息权益冲突,迫切需要规范层面提供协调机制。关于信息权益的主体划分和保护层级、信息正当利益的法律内涵、各方主体利用信息的范围和界限等问题,学界尚未提出明确的解决思路。为推动社会治理和产业经济的数字化进程,个人对信息的绝对控制需要让位于信息正当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在某些情形下应该优先保护信息的正当利益,体现出欧盟调节各方信息权益时的权衡和取舍。借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制路径并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我国立法应构建信息主体、其他自然人、国家机关、企业四方主体共享的个人信息权益体系,以妥善解决各方主体之间的权益冲突。

　　内容提要：在数据驱动时代,个人数据隐私引发广泛的担忧。基于个人具有隐私自我管理能力的假定,立法者建构了一套沿袭传统个人主义隐私观的数据隐私保律框架。这种强调个人控制的立法取向高估了个人在数据实践中的自治能力,难以应对数据时代的隐私挑战。可考虑将信义义务引入新型的数据关系之中,要求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其他智能交通服务提供者以及数据驱动的其他商业场景中的数据控制者以数据受托人身份管理或处分其占有的个人数据,强化其数据受托职责,以弥补个人在隐私管理中的能力不足。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正成为各国争议的焦点。出于保障和保护个人隐私,各国纷纷进行数据本地化立法,规制数据的存储、使用和流动半岛最新。数据本地化措施给国际投资协定传统条款的适用带来冲击。鉴于数据具备财产属性,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立法应符合其加入的国际投资协定。在认定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违背其根据投资协定应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禁止征收的义务时,不可一概而论,应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相关裁判,区分数字企业所在经济部门,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实施路径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立法意在保护的价值及该价值在国内法中的体现等因素具体分析。中国在数据安全立法过程中,应关注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义务的一致性。

　　内容提要：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坚决反对西方的分权原则,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进行权力分工。属性论、职能论和过程论是权力分工的三种基本方式,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综合使用了这三种权力分工方式。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工”的结构。但六权之间并不是周延的逻辑划分,而是保留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创设新的权力分支的可能。在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层面,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权力混合,除相对集中的军事权之外,几乎每一种权力都被层层分割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

　　内容提要：伪造印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未置可否。立法对此的悬搁表明,伪造印章下的表见代理构造较为复杂,无法通过单一的条文进行简单而直接的规定。如果相对人判断的对象只是伪造的印章,则该行为只能定性为狭义的无权代理。如果相对人判断的对象既有伪造印章又有其他外观,在相对人对伪造印章不知情下,相对人可以独立地对其他外观进行判断,以明确行为人行为能否定性为表见代理。正是伪造印章具有复杂的表见代理结构,立法不对其做出判断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审判实务中的特殊类案裁判,有悖理论上有关容忍型表见代理的认定。此类案件的裁判,应明确此类代理的主观性,且明确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有证据证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知情未反对。

　　内容提要：以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判决书为样本,对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证明往往依赖于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以及行政鉴定机构的鉴定等证据材料。法官往往通过将污染环境的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原因行为与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后果相结合,进而对污染物质运作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和确认。实证研究发现的具体难题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证据空缺;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合理与推定制度不完善;证明方法单一;环保监测数据、行政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合理,以及法官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足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错综复杂,相关刑事法规范中涉及因果关系证明及其认定的规则阙如,刑事司法具体应对措施缺少等。证明难题的应对方案包括:合理使用行政执法证据资源,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完善证据收集制度,改进和完善相关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对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心证等证明方法的综合应用。

　　内容提要：公司越权担保是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未经公司有权决议机构作出有效决议而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的担保。公司担保权利能力并非来源于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一般性规则宜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经营层侵犯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从根源上决定公司担保相对人对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否则可认定担保相对人主观恶意,不满足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表)制度的构成要件,公司将不受越权担保合同的约束。但是,在越权担保的认定中,有权决议机构不宜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范畴,而应尊重公司的章程自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决议的有效性认定除符合实质表决权外,原则上还须符合召开会议进行表决这一形式要件。

　　内容提要：关于骗取罪中“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司法实务部门面临的问题在于:“不法”的认定欠缺层次性,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机械套用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与“重大损失”的关系错位。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法益界定不清、风险高低的无视以及体系性思考的欠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是设立本罪保护的唯一法益,“其他严重情节”应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从“欺骗行为”到“其他严重情节”存在“不法”程度的提升。“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应限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只是提供了进行“是否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判断的契机,能否进一步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还需做实质的、具体的判断。对“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适用应构建一套体系性的判断框架,以消弭司法实务部门的疑惑。

　　内容提要：通过对近10年来507份判决书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于罪的司法认定长期存在法益保护不足和定罪标准模糊混乱的问题,其症结在于罪的核心特征和司法认定规则已严重滞后。在英美法系国家和法系国家普遍改革罪的法律规定、加强性自主权保护的背景下,修改我国近40年未变的关于罪的司法解释,以“缺乏被害人同意”为核心特征,确立“肯定性同意”的认定规则,是我国解决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的最优选择。

　　内容提要：在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实践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适用实体法律规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年鉴》所收录的2010年到2018年的66起典型仲裁裁决进行梳理和研究后发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案件当事人对于准据法的协议选择并无对国际商事惯例这类自治性规则的明显偏好,但是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仲裁员带来增加自由裁量权、避免不熟悉的外国法的适用等巨大利益。根据仲裁员是争议当事人代理人的理论,从利益配置视角来看,仲裁员不能脱离当事人的利益而去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过度拔高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地位可能不利于仲裁庭合理行使仲裁权限。要增强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事仲裁服务中心,应该理性地认识和控制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作用和功能。

　　内容提要：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内容提要：在中国，刑法教义学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的一个集中交锋点。透过争论不难发现，无论刑法教义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于刑法教义学的认识其实都存在一些误解或误区，实有澄清之必要。一方面，与批评者们常见的指责不同，刑法教义学并不是机械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也不是排斥后果考量的“法律自动售货机”，相反，妥适处理疑难案件正是刑法教义学的优势之一；另一方面，刑法教义学的支持者在运用这种方的时候也存在一些误区与不足，集中体现在将法教义学内部的争论上升为不同方之间的争论，讨论问题并没有以中国的法律规定为基础，对中国的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现实关照，而尊重实定法才是刑法教义学的基石所在。

　　内容提要：关于追诉期限的终点问题，目前刑法学界有“立案时说”“起诉时说”“审判时说”和“结果时说”，“结果时说”具有合理性。从文理解释的角度，“追诉”应当被解释为“追究刑事责任”，而追诉期限应当终止于追诉过程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或者是中间。“结果时说”反映了追诉权本身正常运行的要求，“结果时说”的正当性可以从追诉时效的本质和根据的角度得到阐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也是“结果时说”的重要支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是“结果时说”的立论前提，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解释是“结果时说”的规范确认。对《刑法》第88条第1款的反向解释确定了追诉期限终点的时间区间——“审判时”，而对《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项的系统解释则确定了追诉时效终点的时间点——“审判终结时”。《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终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尚未终结的一审或二审，而“宣告无罪”则应当是指已经审理终结但尚未判决的一审或者二审。既然二审终结前法院仍然可以因超过追诉期限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这就意味着二审终结前追诉时效继续进行，没有终止，因此二审终结时才是追诉期限在逻辑上的最终截止点。

　　内容提要：信赖不等于信赖利益，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信赖贯穿于其始终。因信赖获得给付而支出的费用区别于因信赖法律行为有效性而遭受的损失，二者在发生的前提、因果关系的判断及概念区分层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以“盈利性推定”确定费用的性质仅适用于追求经济性目的之情形；在费用支出具有精神性目的时，此种推定并不成立。在性质上，费用因目的落空而构成一项独立的财产损失，费用赔偿是一项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费用赔偿范围的确定须满足“对获得给付的信赖”与“合理性”的要求。费用的合理性要求在性质上属于不真正义务。合理性不等于必要性，合理性的判断要从费用支出的时间、因果关系的界定以及合同风险的规范分配等方面进行。此外，在费用支出旨在追求经济性目的时，须注意避免费用与履行利益的重叠。

　　内容提要：物权性救济路径通过赋予错误汇款人物权性请求权使其享有对抗第三人的实体权利。这种救济方式虽符合情理，但在法理上难以自洽。债权性救济路径特别是其中的原因关系不必要说，虽认为错误汇款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在系争错误汇款具有特定性时，则认定该存款债权归错误汇款人享有，从而使其享有对抗第三人的实体权益。这种救济方式不仅符合受款人无资力之风险不能转嫁给错误汇款人的公平观念，也符合指示支付原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22号民事裁定书采纳的是债权性救济路径，以错误汇款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基础，以错误汇款资金具有特定性为前提，认定系争错误汇款的实体权益仍属错误汇款人“所有”。此谓“所有”系指系争存款债权归错误汇款人“所有”，而非指错误汇款所有权归其所有。

　　内容提要：食品营养标签旨在使消费者了解食品的能量及重要营养素的信息，这一产生于食品安全法不足以预防肥胖问题的制度,是社会对食品追求从安全走向健康在立法中的反映。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制定至今已近十年，其时理论认知的不足，以及十多年来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快速发展，制度在标示要素、标示方式、信息简化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完善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应该对营养标签制度的性质、营养标签制度的目的与实现路径、科学研究对营养标签制度的影响及食品营养标签法律与食品营养标签国家标准的关系等有一个准确认识，并基于世界的制度发展史及我国目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标签内容、需要标示的情形、标签信息的展示及进一步信息的提供等予以改进。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线上线下的市场要素和市场力量不断集聚，超级平台从市场要素发展为要素与市场的联合体。在互联网市场动态竞争的场景下，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的目标、逻辑及方法正面临巨大挑战。建议引入多元利益动态平衡机制，更新反垄断法规制理念，关注互联网市场生态竞争系统的健康运行，主张对超级平台施行“强监管、早监管、长监管”的规制模式，探索建立审慎科学的“预防+事中事后+持续”的规制逻辑，革新SSNIP和CLA，结合SSNDQ和SSNIC，强调非价格因素和用户体验在超级平台反垄断法适用时的实际价值和作用。与此同时，激励超级平台自身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积极主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反垄断合作规制项目，培育和提升超级平台的自治能力和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应总体抱持对超级平台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既要持续激励超级平台的竞争动能与效能，也要防治超级平台走向竞争固化所带来的弊病，最终实现互联网市场上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的稳定运行。作为新兴科技产业与新兴经济业态的典型代表，超级平台还需特别关注竞争规制与产业促进之间的互动，以增进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法治评估是一场在转型现代化的特殊场域下，国家自上而下予以刚性推进，发动、宣传、组织整个科层体系以及全社会广泛参与到法治建设并且倾向于以数字指标对其成效进行检验的法治实践半岛综合。科层结构是典型的控制性结构。法治越是被全社会所关注，对法治的呼声越高，通过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及其内在的压力传导机制来推进法治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法律被纯粹作为工具去认识且展开的话，那么法治建设则极易被有选择性地、计划性地推进。法治建设在肇始之初具有明显的应激性及应急性。基于科层式运作的法治评估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根基，它是组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当组织基于应激反应发生目标变化而需要暂时规避法治时，法治评估就可以通过价值目标的扩容，一方面足以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内部操作消解掉法治。法治评估可以借由操控数据黑箱，辅之以大量的专门术语来掩盖被抽空的生活事实，异化成为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目标置换的桥梁。“科层制”的权力系统及其逻辑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法治评估在这一体系下的运行面临着基于“人治”逻辑展开并走向“人治”的自我解构风险。

　　内容提要：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国际社会中部分国家出现了明显的泛化甚至“商业化”倾向，并已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得以部分落实。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严重危机、上诉机构成员正常换届受阻的背景下，2016年以来安全例外条款被频频援引，案件呈现“井喷”状态。2019年4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俄罗斯货物过境案”作出专家组报告，首次针对GATT第21条（安全例外）作出具体解读，其可能对在审的十数个涉安全例外条款的案件带来重要影响。结合本案专家组报告，在分析GATT第21条文本规定和目前实践失衡的基础上，提出从安全例外实践中秉持高度克制原则、对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事项进行差异性保护、善意解读及完善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启动程序要求等方面对可能的安全例外滥用进行再平衡。

　　内容提要：我国要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就应该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巴黎协定》之后，“自下而上”的UNFCCC外制度将快速发展，我国的气候话语权建设也不应只局限于UNFCCC，而应适时拓展。缘起于发达国家话语需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欧盟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符合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巴黎协定》的若干新规定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背书。虑及我国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影响力，适时将气候议题引入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具体内容的构建方面，应注意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地位，促进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强化气候领域的环境合作，有效提升我国对国际碳市场的话语力量。

　　内容提要：我国《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基准刑调节方法中的调节程式和调节幅度模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的连乘法，使得基准刑处于不停变动中，隔断了一般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直接作用，弱化了“修正构成情节”的减轻幅度。调节幅度模式中，“比例固定”模式的调节比例固定，但其调节数值却随着量刑起点和刑罚增量的变动而变动。复合模式和“比例固定”模式是否与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规律一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论证。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可以证明，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并不比单一模式优越，所以应当排除复合模式的适用，而选择单一模式。同样，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证实，调节幅度模式中，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不可能实现；“部分比例固定、部分数值固定”的“准比例固定”模式已经取代了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准比例固定”模式和“数值固定”模式应当处于并存状态。

　　曾赟（广州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自余杭法治指数初创至今，法治评估实践在我国已历经15载，现俨然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标签。那么量化法治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保证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科学检验。在明确界分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概念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项法治评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经检验，我国法治评估的有效性特征表现为：结构效度低，理论构想的整体符合度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值法对我国8项法治评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余杭法治指数、四川依法治省评估、中国法治满意度评估等3项准确度低；江苏依法行政评估等1项准确度一般；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广东法治政府满意评价、广东法治社会满意度评价、上海法治满意度指数等4项准确度高。文末根据检验结论，提出保证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4个方面的实验研究路径。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内容提要：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就这一命题的线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蒋立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加强对监察委的监督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按照《宪法》《立法法》《国家监察法》《监督法》的规定，对监察委的监督应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等多种形式。为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功能优化的原则，厘清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与监督之间的关系，这是监察理论研究中需要持续努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张清（扬州大学法学院、广陵学院）内容提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贾长森（扬州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犯罪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保持刑罚高效运作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故此效率价值便成为刑罚执行中的基本价值。刑罚执行的效率价值有其独特的含义，并且直接指引着刑罚的适用，抑制着无效、低效的刑罚运作体制。然而，由于我国的刑罚制度设计和执行制度存在着一定缺陷，我国行刑过程中存在刑罚价值普遍偏离的现象，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现有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反思、重构。通过调整立法权与司法权关系，赋予司法权较为充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刑罚执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确保刑罚的执行，进而提升我国刑罚执行中效率价值的实际效能。

　　杨翱宇（清华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应将数据界定为以电子形式存储和处理的体现一定事实内容的信息。数据分类应聚焦非公开数据和公开数据，前者可受商业秘密制度保护，对作为当前主要研究对象的后者如何保护尚无共识。美国与欧盟调整数据财产权益的法治实践表明，应承认数据控制者对其合法收集处理之数据享有独立的财产权益，同时这种财产权益不宜具有绝对性。我国立法未规定数据财产权益机制，实务模式和学理见解存在不同程度局限。应在数据之上创建具备有限排他性的准财产权，使数据控制者得以据此对抗特定类别主体和特定类别行为。应保留《民法总则》第127条，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之后新增一个条文对数据准财产权保护作出规定。

　　金耀（宁波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数据已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前数据法律规范体系正处在理论构建阶段，数据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并引发诸多的数据纠纷。理论上，依靠传统财产权路径，尤其是创设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选择，但此路径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构建仍前途未卜。数据治理合同路径更契合当前数据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数据流通与商业模式创新上更具灵活性，其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的规范问题，应成为数据治理的重要法律路径。我国数据治理合同路径应当构建以数据许可合同为一类典型合同作为数据时代的基础合同，并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实现此类合同的专门立法。

　　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对企业数据权益应当进行合理保护。但对企业数据不宜进行绝对化与排他性的财产权保护，因为此种保护违背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并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应当以促进数据共享为目标，企业数据的合理保护应当有利于促进数据共享。对企业数据应当进行类型化与场景化保护。对于非公开的企业数据，应当提供商业秘密保护；对于半公开的数据库数据，应当提供类似欧盟的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对于公开的网络平台数据，应当采取竞争法保护，避免恶性搭便车行为。法律还应当为企业主动公开的数据提供特殊类型的保护，允许企业设置白名单与黑名单。此外，法律也应当协调保护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在优先保护个人数据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数据隐私期待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共赢。

　　韩晗（山东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1款确立了在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情况下的核准撤案制度，由此提炼出的撤案核准模式是刑事撤案制度发展的重要创新，撤案核准权也是公诉权能的重要延伸。现有刑事撤案制度所确立的自行撤案模式、通知撤案模式、建议撤案模式并未发挥应有的效果，亟待变革。撤案核准模式具有扩展适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而在刑事撤案与监察撤案的制度建构中，撤案核准模式取代自行撤案模式是撤案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取消建议撤案模式，强化撤案监督，实现撤案制度的法治化转型。

　　许尚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我国民事抗诉制度始终身处救济型的定位，既有悖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身份，也使抗诉的现实功用一路下滑，终至角色尴尬、权能虚化的境地。为从根本上逆转这一颓势，改革应以监督型抗诉替代救济型抗诉为基本方向，实施策略则是在纯粹的法律监督导向下重塑抗诉制度。如此，抗诉的事由首先将被限于程序违法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其后，检察机关理当自主地行使监督权，拥有独立提起抗诉和迳行启动再审审理的能力和权力；最后，检察机关的参与造成了再审审理的对象及主体结构上的特殊，有必要另设与之相宜的独立抗诉再审程序。

　　周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检察引导侦查作为检察制度近年来的重要改革趋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检察引导侦查实践模式：内部参与型引导模式与外部监督型引导模式。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引导侦查在启动程序和界限方面的任意性、检警衔接的脱节、监督效力的两极分化和“同向损益”的结构失衡风险，都在制约着这项机制的效能发挥。在理论层面，检警一体化无法为检察引导侦查提供合理证成；引导权应当成为检警关系的新型权力分支。对此，从规范运作与配套机制出发，从规范引导范围与界限、强化监督效能、补充侦查说理化改造、对引导权力规范运行的程序性控制以及推进智慧检务建设等方面入手，以期有益于推进这项机制的改革实践。

　　内容提要：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生育方式，给法律上亲子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分娩者为母”原则受到了技术上的挑战，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根据基因来源确定亲子关系，在某种情况下背离了捐精者或供卵人的意思自治；而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标准使得子女出生前无法形成有效的身份预期。从协议的效力上来看，协议本身并不与强制性法律法规相悖，也不会对公序良俗造成剧烈的冲击，协议的效力不应被轻易否定。因此，背景下亲子关系应当依据协议确定，并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补充要素。另外，由于协议涉及到伦理色彩浓厚的身份法领域，其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因此，在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应当坚持“身份确定原则”，严格限定当事人提起无效之诉的时效，并承认事实抚养关系。

　　内容提要：我国《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空域所有权，但是应当解释为承认了空域所有权的存在。现行法律没有认可空域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只能认为空域使用权是行政许可利益。但行政许可机制的运行与效率价值旨趣相悖，其产生的产权不确定性不利于空域高效利用。市场机制和私权制度的引入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空域所有权也不例外，而空域使用权是空域所有权基于权能分离产生的权利，只能具有私权属性。这种定性在价值上也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基于市场机制对空域利用效率的保障作用以及私权属性对市场机制顺畅运作的支撑地位。在私权体系中，将空域使用权规定为物权最为妥当。

　　内容提要：传统的“全有全无原则”在处理新型侵权案件之时，难以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比例责任作为“全有全无原则”的补充则能较好地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比较法上，主要是在责任成立阶段，通过引入概率因果关系理论，结合损害的酌定，建构比例责任理论。我国侵权法上，比例责任还适用于责任范围的确定上，如多数人侵权“共同因果关系”案型，但是该层面的比例责任不宜扩展至单独侵权。两种类型的比例责任具有不同的教义学基础：前者的基础是《侵权责任法》的公平责任原则，其能在特殊案型中对因果关系和损害重新解释；后者的基础则是《侵权责任法》第12条。应当认识到比例责任有其适用范围和限度，其只能作为传统侵权的补充。产品侵权、医疗侵权、环境侵权和“共同因果关系”数人侵权是我国侵权法上典型的比例责任适用的案型，相关理论仍然需要进一步厘定。

　　内容提要：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消费者权益保》第55条规定的“欺诈”有四种解释。这是对“欺诈”的文义在行政解释与民法解释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忽略了追问《消费者权益保》上欺诈者对前置义务的违反，且未对消费者是否确受误导，所受损失是否与欺诈行为形成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这是长期以来将经济法上的“欺诈”等同于民法上“欺诈”造成的痼疾，故而无法理清实际损失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是否可分开主张，更无法对知假买假行为形成公允评价。应当在文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体系解释方法，以欺诈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第3章关于质量、价格、如实宣传等经营者义务间对应关系为依据，阐释欺诈者违反不同前置义务的责任形态，并以《消费者权益保》力求形成经营者—消费者共治的价值理念，通过目的解释剥夺消费者恶意破坏市场秩序时对经营者主张欺诈责任的资格。

　　内容提要：关于股权转让人对股权转让之后到期的出资义务是否承担责任，《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认识模糊、适用错误、结论不一等问题。尚未到期的出资依附于股权之上，不具有债务属性，股权转让之后应由股东（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如果股东（受让人）因拖欠出资而被要求在拖欠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要求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时，股权转让人应在股权转让后的一定期限内对前述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