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清末民初以来，将法理解说为法律原理就成为法学界的通例，但其界定方式则有四种：一是径直以法律原理定位法理；二是将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并列来定位法理；三是将法理视为由法律原理推导出的法律一般原则；四是认为法理是指法律原则，但包括法律原理在内。法理和法律原理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行的原理，法律自然也不例外；法律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自身即蕴含着追求正义等法律价值的法理；法律的价值观念虽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但其中的基础法理却不受时空影响；对法律的分析和研究舍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法理界定为“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同时，法理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内存于法典和单行法律中的法律原则以及事理、情理等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混淆。

　　内容提要：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股权的政策表达与法律规定，尚存农民进城落户后应否以及何时丧失集体成员资格规则不明、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前支持引导退出规则不足、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不自愿退出的应对之策缺失、大量农民进城落户且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之惑等问题。在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宜通过健全集体成员资格丧失标准和程序、完善集体土地“三权”之（最先）优先受让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之股权化方案、借助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乃至非本集体成员继承股权之类别股设计、大量农民进城落户且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集体土地适时国有化等方法，化解上述问题。

　　内容提要：商品现货中远期交易平台具有促进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管理风险等多种功能，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从历史上看，是先有现货中远期交易，而后才演化出了期货交易，二者关联度极高。区分现货与期货交易，应从二者不同的交易目的、功能定位、主体特征和交易结果等整体情况综合判定，而不宜倚重于依据二者某些交易规则的相似性进行显性判断。其相关立法、行政监管和司法裁判应坚持整体判断标准，进一步促进此类平台向服务实体经济转型。

　　内容提要：公司法作为合规制度的最重要载体，对整个合规制度的构建具有基础和核心作用。为此，既需要对国外涉及合规要求的制度进行必要的甄别和借鉴，又需要对我国现有的涉及合规要求的规则和制度进行提炼、归集和升华。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既能满足公司的营利性和道德性双重需要，又能对世界公司法发展起一定引领作用的模范公司法典。具体的实现路径是：首先以塑造公司的良好道德品格为基点，从基本原则层面将合规要求作为公司组织和相关成员的基本义务；然后从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将其规定为公司组织、公司负责人和公司工作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最后通过缜密的法律责任制度，强化公司的合规意识和道德担当意识。促成公司在成为先进生产力践行者的同时，还要成为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和公序良俗的模范遵守者。

　　内容提要：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算法不仅加剧了传统的寡头垄断问题，而且简化了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要件。因此，将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拓展适用于算法默示共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该制度能够预防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破解认定垄断协议在证明要求上的障碍，制止卡特尔的“第二阶段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制度价值。我国应适时修改《反垄断法》第19条关于推定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相关规定的不足。

　　内容提要：为解决寡头市场中的垄断问题，我国《反垄断法》提供了“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路径，但法律规定有缺陷并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或错误适用。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理论和法律实践均表明这种认定思路是行之有效的，但其难点在于如何通过间接证据证明市场寡头不具合理性的一致性行为不是由于客观市场结构造成的，而是基于主观意图，因此具有可责性。分析美国、欧盟的执法、司法案例，通过各自演进过程论证其内在逻辑，发现两种路径殊途同归。我国反垄断执法认定共同市场支配地位时应该将结构、行为因素并举。

　　内容提要：法理是由人的理性认识所凝练、证成法实践的正当性理由。法理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它生成于、作用于、发展于法实践，面向法实践绽放理论生命、成就学术体系、彰显话语魅力，深入法实践充实法律思维、供养法治思维、锤炼法理思维。法理概念在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萌生、流淌、跃动，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苏醒、焕发、升腾，是法理复兴之路与良法善治之景的和韵，是东方文明之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交辉。

　　内容提要：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内容提要：新时代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应有新的认识。片面的功能定位不足以反映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行政复议在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行政救济、培育法治社会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天然优势、我国行政争议的特殊性以及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决定了行政复议应当成为新时代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然而，行政复议的央地改革未能实现同频共振、行政复议质效评价体系科学性差、双被告制度引发复议和诉讼之间出现内耗和空转、法治未能及时为改革保驾护航等因素影响并制约了我国行政复议的良性发展。尊重行政复议行政司法属性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弥补行政复议的天然劣势，通过充分的制度供给以实现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天然优势为宗旨，并以有效处理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差异化发展为目标，进行修法，这既是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必由之路，亦是助力于行政复议良法善治的应然之需。

　　内容提要：学术界对西周罚金刑制度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西周有无罚金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争议。通过对新出土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西周罚金刑制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西周罚金刑是五刑之外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依附五刑适用的附加刑，多与鞭刑一起适用，罚金的数额与鞭刑的数量往往相同；西周有五个等次的罚金刑，即所谓的“五罚”；西周罚金刑适用于不构成“五刑”的轻罪；通过罚金刑所获得的财物既可能由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也可能由政府获得。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夏商没有发现罚金刑制度，西周的罚金刑实为中国古代罚金刑制度的源头，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的罚金刑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内容提要：成本收益分析原则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功能定位，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为科学的方，以事实与规范问题相分离为程序结构特点，其引入能够缓解我国行政法既有基本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与比例原则形成交相辉映的功效。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具有针对事实认定的科学化过程、针对价值判断的化过程和替代性方案形成过程的三步法的逻辑结构，其核心技术在于运用统一尺度权衡待审查的法律规则或政策举措可能导致的各类有利和不利后果，在此基础上比较待审查举措与其他可能的替代性举措，最终判断何者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最优。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对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和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的利弊分析显示，这一原则具有极强的现实解释力，能够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获得更为广泛的适用。

　　内容提要：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轻罪重判是否赔偿，处理结果不一，原因在于对《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不同理解。轻罪重判是对权利的侵害，在加强司法保障、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对《国家赔偿法》立法原意予以检讨，对轻罪重判的被告人予以赔偿。制度操作上，可以将轻罪重判的赔偿分为管制的赔偿、有期徒刑改判较短期限的赔偿、重判死刑且已执行的赔偿以及轻罪重判附加刑的赔偿，在此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对赔偿的项目、赔偿的方式以及计算标准进行设计。

　　内容提要：混合惹起说虽然是共犯处罚根据论的通说，但是其最大不足在于，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混合惹起说以限制从属性说作为理论基础，主张只有犯罪结果对正犯与共犯而言均具有违法性，才可能处罚共犯。然而，既然共同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共同而非犯罪的共同，成立共犯理应只需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半岛平台，而且，对正犯的违法性评价未必连带作用于共犯，因而可以采取最小从属性说，无须采取限制从属性说。如此，就需要对混合惹起说进行修正：处罚共犯，只要求犯罪结果对共犯而言具有违法性即可，无需对正犯也具有违法性。这样既可以有效地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等问题，也可以对共犯故意创造“利益冲突状态”的行为作出准确评价。

　　内容提要：作为“领域大数据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大数据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过分受通用大数据技术的框架影响而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方面存在不足。在本体论方面，将法律大数据视为通用大数据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平移应用，并将大数据的通用特征视作法律大数据的领域特征；在认识论方面，奉行数据驱动的经验主义，忽视甚至排斥法学理论嵌入；在方方面，过度重视技术瓶颈的解决，而淡化“领域知识壁垒”的应对。下一步，要在充分认识领域特殊性的基础上展开法律大数据“领域理论”研究。在本体论层面，构建法律大数据的领域特征，实现“4V特征”与“3A特征”的结合；在认识论层面，打造“轻量级理论驱动”的法律大数据领域认识论；在方层面，关注法律大数据所面临的“领域知识壁垒”，并从提升法律人地位、推动领域大数据技术创新和打造法律知识工程师培养体系三方面予以应对。

　　内容提要：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要素为权利对象、以环境利益为权利客体、以享用良好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人格面向的非财产性权利。环境权本身既非人格权亦非财产权，而是一项需要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保护的独立、新型的环境享用权。环境权与资源权、排污权的权利对象都是自然要素，但三者的权利客体各异半岛官网，分别指向环境支持功能、资源供给功能和环境纳污功能。资源权、排污权属于广义财产权的范畴,在价值取向上同环境权截然相反；自然保护地役权具有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属性，属于保护自然的权利。被称为程序性环境权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亦非环境权，而属于保护和实现环境权的派生性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执行诉讼，尽管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一样，也具有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均不属于环境权诉讼的范畴。

　　《中国法学》是中国法学会主管、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创刊于1984年，是我国法学期刊中四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本刊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本刊设置“特稿”、“本期聚焦”、“学术专论”、“立法与司法研究”、“批评与争鸣”、“案例研究”等栏目，欢迎作者根据栏目进行投稿。